大連裝備紀委〔2020〕每周一鑒 第19期

   廉村，原名石磯津，位于白云山麓、穆水之畔，是福建省福安市的一個普通自然村落。其實，這個村又有不普通之處，它不僅風景秀麗，而且歷史悠久，民風淳樸，既有廉村之名，更有廉村之實。

       穿過重山溪澗、田疇阡陌，古藤繞樹，簇簇不知名的山花輝映下的小橋流水、青磚黛瓦，頃刻間映入眼簾，似詩畫、如夢境。沿著鵝卵石鋪就的小路，走進一座座明清時代的古民居，門楣上高懸著歲月雕琢的匾額，室內擺放著造型古樸的木刻屏風，墻上掛著先賢留下的珍貴字畫，好一幅“霜熟稻粱肥，幾村農唱；燈紅樓閣迥，一片書聲”的古風景象。然而，這一切都與一個人有關，他就是閩地科舉入仕第一人，唐開元中期官至左補闕、太子太傅的薛令之。

       薛令之（683年—756年），人稱“明月先生”，他自幼酷愛讀書，以諸葛亮在南陽結廬而居躬耕苦讀為榜樣，在石磯津不遠處的靈巖山建一草堂，粗茶淡飯、孤燈一盞，終日和衣苦讀。后來，他在《草堂吟》一詩中回憶了苦讀的情景：“草堂棲在靈山谷，勤讀詩書向燈燭。柴門半掩寂無人，惟有白云相伴宿。”

       像古代的讀書人一樣，入仕為官也是薛令之人生的目標。他勤讀詩書，孜孜不倦，期盼有朝一日破壁而出，像蘇秦與韓信那樣位列朝班，成為一個于國于民不可或缺的人才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神龍二年（706年），薛令之終于進士及第、入仕為官。

       薛令之在京為官四十年，為人恭敬、勤儉、仁義、謙讓，其高尚品德得到同僚們的贊許。一首《自悼詩》更是映照出他的清廉情懷：“朝旭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闌干。飯澀匙難綰，羹稀箸易寬。何以謀朝夕，何由保歲寒？”盡管后人對這首詩有多種解讀，但人們以“苜蓿廉臣”稱呼他，足見他甘于清苦，寧愿“苜蓿盤餐”，也不向權貴低頭，不與腐敗為伍，堪稱廉心可鑒。宋代蘇轍、蘇軾都十分景仰薛令之，多次在詩中提到薛令之的“苜蓿盤”；如蘇轍“手植天隨菊，晨添苜蓿盤”；蘇軾“久陪方丈曼陀雨，羞對先生苜蓿盤”。

       然而，現實與理想總是有差距。在薛令之為唐玄宗第三子李亨之師時，他目睹唐玄宗晚期的怠惰，對朝政腐敗的不滿日增，毅然稱病辭官。從京城中，走出一位為官四十年的朝廷大員，竟是身裹素衣，肩掛琴囊，兩袖清風，徒步南歸的清癯老者，讓所有前來送行和目睹的人，都為之唏噓感嘆。他仍是徒步進京趕考時的模樣，只是頭上濃密的黑發蛻成了飄零的白發。回到故里的薛令之，與石磯津的山水田園為伴，或荷鋤田野，抱甕灌園；或吟詩作賦，挑燈夜讀；或收徒授學，不收學費……

       我國古代士人對物質的追求不高，如顏淵“一簞食、一瓢飲”足矣，而執著于精神層面的追求。他們中的許多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擠，或因個人奮斗受挫，或因對現實昏庸腐敗的不滿而又不甘沉淪，便會到大自然中去。薛令之卻不僅于此，去官后他放情于山水，但并不沉湎其中，他身體力行傳播知識，教化民眾，濟貧幫窮，試圖在社會底層中發掘向上向善的種子，以延續善良古樸的民風。

       數年后，唐肅宗李亨即位，思及與薛令之師生情誼，欲召入朝，但此時薛令之已逝。為表彰其恩師薛令之的清正廉明，命薛令之故里為“廉村”，村后山嶺曰“廉嶺”。

      “首登皇榜自古八閩無雙士，帝賜廉名至今華夏第一村。”在廉村這片土地上，孕育了八閩第一位進士，樹起了一桿“廉”字大旗。自薛令之后，廉村相繼出了十七名進士。這些莘莘學子出仕前無不仰慕薛令之，皆親往其早年讀書的靈巖寺朝拜先賢，出仕后亦以他為楷模，以廉自期。后人贊曰：“苜蓿尚余朝旭影，梅花爭似老臣心。高岑片石留天地，唐代清風滿古今。”

       回眸歷史，“廉”字一直是為官者追求的道德境界。古人云，“臨大利而不易其義，可謂廉矣”。“廉”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義之財，不貪不義之利。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行使公共權力的過程就是“廉政”。“罪莫大于可欲，禍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”，這是老子千古悠悠的哲思；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，這是孔子跨越時空的高亢；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，這是范仲淹經世濟民的人生理想；“身后有余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”，這是曹雪芹對貪腐者的勸誡……這些警示和告誡，都在無聲無息間傳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，形成了以德立身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紐帶，同時也昭示出扶正祛邪始終是社會的追求，勤政為民、尚廉治貪始終是百姓的期盼。

       在與古代先賢的對視交流中，心靈得以凈化。清風勁吹，廉從綿延不絕的歷史中走來；正氣浩然，廉向時光深處走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來源：大連紀檢監察微信公眾號）